當我們同在一起(112.4.26)

回台南陪伴父母時,

主廚的母親會問我想吃什麼,

我們再一起準備午餐或晚餐。

 

這一天母親說我們只要炒個青菜,因為稍晚隔壁巷的鄰居 A 會送來兩碗麵。父親結束早診回到二樓用餐時,他說前幾日少收了鄰居 A 的掛號費,母親才恍然大悟。

我們從小學時就會到診間幫忙找病歷表、分藥丸,當時我心裡有個疑問:為什麼手寫病歷中有些批價的欄位寫著「○」字?只是當時年紀小,不會經手錢的部分,但有時病患會帶著玉米、地瓜來給我們加菜。

那時父親回到小鎮開業,看診的大都是村莊裡的人,遇到經濟困難的病患,父親總是從拿藥的窗口遞藥,低調地說:「這樣就好!這樣就好!」示意他們可以安心離去。

當時小鎮外來人口不多,雖不是個個都熟識,但彼此間總有些親戚關係或是上下屆同學的家長等,牽來牽去總有些連結。或許父親把他們當成廣義的家人,加上父親自己是苦學出身,就讀醫學院時每學期為了湊足註冊費和生活費都得絞盡腦汁,少收些費用只是對鄉親的一點心意。

小時候看到的那些病歷表帶給我很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對我有什麼影響?

後來我在孩子進小學後到班上說故事,女兒說班上有一同學因骨折,小一上開學就請假在家數周,回到班上後學習嚴重落後。因其母親是新住民,無法在課業上提供協助,我主動向老師表示可以在晨光時間幫孩子加強注音符號的學習。

最近從《鋪梗力》書中讀到杉原千畝幫助猶太人的故事,或許可以找到一點連結。

1940 年夏季的某個凌晨,兩百名波蘭裔猶太人聚集在立陶宛的日本領事館外面,尋求日方協助。那年9月,日、德、義三國簽署同盟條約,正式宣布彼此為同盟國。但在此之前,日本為逃離家園的猶太人提供方便的入境管道,藉此交換國際猶太社群的金融資源與親善關係。

當時領事館的總領事杉原千畝和門外的人群談過之後,理解他們面臨的危難,請求東京當局允許為他們核發簽證,但外務省擔心此舉會影響日本與希特勒的關係,斷然拒絕他的請求。

年屆四十的杉原千畝從未做出不忠或違抗的行為,但他不顧事業前途的發展,決定為猶太人核發簽證。外務省因他的選擇而將他免職、關閉立陶宛領事館。

杉原千畝從清早到深夜不停審閱申請表,完成猶太人逃難需要的文件。即使領事館已被關閉,他住進旅館,甚至是搭火車時,他仍舊馬不停蹄的簽署那些救命的文件,交給伸手求援的人,最終幫助了數千名猶太人逃往日本。

《鋪梗力》的作者將此次不尋常救援行動的善行,歸因於家庭因素的影響。

杉原千畝的父親曾被派駐韓國擔任稅務官,他們舉家遷移並開設一家旅館。他的父母接納各種客人,照顧食宿等基本需求,儘管當中有些人根本無法支付住宿費。杉原千畝從小看到父母對客人的應對,讓他對家人有著更寬廣的定義,是他後來願意竭盡心力幫助數千名猶太人的源由。

1985 年,德國入侵立陶宛的45年後,杉原千畝在訪談中表示,猶太人和他屬於同一個人類大家庭,不同的國籍和宗教一點都不會影響他想幫助他們的決心。

我在孩子們就學時到小學裡說故事、做補救教學,也是想著這一群同學和我的孩子一同長大,讓他們學習更上軌道,就如我帶自己的孩子一樣,是一種共好。

作者認為孩子們若看到父母親經常為各式各樣的人敞開家中大門,他們長大後就會更樂於幫助陌生人。我想這也是父親那一份批價零元的病歷表帶給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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