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朋友的問題」到底是大人的問題？還是小朋友的問題？
張校長認為以愛為名，不斷挺身而出的父母成了年輕人的阻礙，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小朋友」是我們對孩子的暱稱，習以為常。但高中生的身高已經高過媽媽，負重能力也遠大於媽媽，可以幫忙搬運超市買回的大包小包食物，對事情也有了自己的看法。言語上的寵溺有時是父母捨不得孩子長大，想要留住幼年甜蜜的育兒時光。將子女視為「大人」，可引導他們發展為更完整的人格；但若視為「小孩子」，則會限制年輕人成熟茁壯的機會。我覺得張校長將新生家長座談會轉換成大一新生的成人禮，是一個很巧妙的轉折，幫助年輕人成就他們的人生與未來，是比討論上舖欄杆的高度重要得多，家長們當然也欣然接受。
朋友的孩子遠赴國外求學，一對鄰居夫婦旅行中順便拜訪了那孩子。鄰居媽媽回國後對朋友說那孩子很孤單，她很心疼。朋友卻認為出國深造是孩子的選擇，她鼓勵孩子伸出觸角，除了實驗室與課堂，還可以加入社團或是到教會活動，多與人交流。朋友對孩子說如果可以適應異地的生活，將來到哪裡都不擔憂了。孩子接受朋友的建議，但孩子說『孤單』是鄰居媽媽自己觀察後的想像，他並不認同。
透過這個例子讓我思考孩子應該比我們想像中有能力，我們要有意識地常常提醒自己，不要阻礙了他們探索各種可能的機會。
在《東西文化的差異》段落中，張校長對歐美社會和華人的高中教育作了一番剖析，其中有些部分與我的觀察並不一致。
他認為歐美社會的高中教育，是為了進入大學而準備，高中生自己決定選修的課程。課堂上針對不同的主題思辨，課後依據自己的喜好參與各種社團活動。但台灣的高中教育，更像是國中教育的延伸。
因為學測的關係，讓大部分的學生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在課業上，但學校開出的多元選修課程豐富多樣，卻是國中端所沒有的。例如《全方位城市閱讀》帶領同學深入理解一個都市的紋理，有實地踏查與繪製地圖的練習等，兒子和同學合寫的期末報告，還獲得小論文的獎項。《餐桌上的主權》也很精彩，不僅認識現代經濟與市場運作，還有實地參訪與實作。在繁重課業下，高中老師們還是盡力開出具備統整與思辯的課程，如果學生用心還是會很有收穫。
「高中生過大學生的生活」更是我們這些高中生的媽媽們深刻的感受，感覺他們是玩真的，不純粹只是為了增加大學申請資料中亮麗的「社團履歷」。孩子們真心喜歡社團活動，投入時間和精力，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經營社團，樂在其中。跨校活動交流是人際關係與協商能力的磨練，我覺得這些經歷都會化成進入大學後的養分，現在高中生接觸到的面向比我們那個年代多得多了。
張校長在書中對鄭伯昆老師的著墨甚多，鄭老師的創造性教學帶領出一批具備創造性思維的學生，讓這些學生在大學裡開花結果，培育出更多的人才。自己提計畫、自己找實驗零組件、自己解決問題，在老師的認真指導下，作出的成品還要耐摔和挺過鄭老師的大榔頭敲打。
鄭老師的故事讓我聯想到交大的吳忠信教授，孩子曾在營隊活動時聽了吳教授的演講，吳教授說起發展火箭升空計畫的歷程、挫折與堅持，無論是從專業上或是個人堅持夢想的的毅力都是很值得作為孩子學習的榜樣。商周曾報導過他帶的那些學生，後來練就一身技能，後來都有很好的發展。大學端如果多幾位這樣的老師，加上實地動手與勤勉，學生就會學得更多。
書中還提到同步輻射中心的興建，在一九八O年代由浦大邦教授大力請命，聯合其他的物理學家向孫運璿院長報告而得以開展，終於在一九九四年落成啟用，為台灣的科技發展立下一座里程碑。可惜浦大邦教授在一九八四年專程回國開會之際，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當時陳邁老師也在現場，在自傳書《習築憶往》中有詳細的描述。陳邁老師提到宗邁能參與台灣如此重要的高科技公共工程，深感與有榮焉。斯人已遠，但是浦教授與一群有遠見的科學家與執政者，一起為未來的世代奠定重要科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張校長因此深受啟發，也要向前輩們看齊，為未來的領導者與先驅者，以及二十年後的科技與產業作好準備。
美國與台灣的大學教授待遇相差很多，張校長是一位有心人，願意回到台灣打拼。我無從得知交大人對他的評價，不過閱讀本書看到張校長的視野與執著，在同行致遠的號召下，希望有更多人為高教努力，造福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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